酒是人类生活中的主要饮料之一。中国制酒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中外。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约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酒乃天地之间尤物。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心神经酒一滋润，一刺激，便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莫可名状的诡谲，向外表现为言和行，便不同寻常了。因此，人世间有了酒，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许多有趣的风景，短短人生便增添许多悠长的滋味。假如我们的老祖宗没能从腐烂了的野果和放久了的剩饭的酸香味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酿酒术，那么，卷帙浩繁的廿四史将枯燥许多，历朝历代的社会生活将寡淡许多，我们回顾往昔的时候，也许少了许多兴味。历史是条长河，河中对了酒，河水便奔流得更浪漫，更生动，翻腾起的浪花千古后仍使人感到精彩。上至宫廷，下至市井，高贵者，卑贱者，都喝酒。金元殿里的天子赐宴，三家村时的老翁对酌，虽然档次不同，气派迥异，但把佳酿或旧醅喝下肚子，并品味那个美妙地过程，则是一样的。
酒文化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它的历史几乎是与人类文化史一道开始的。自从酒出现之后，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酒的形态多种多样，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而酒又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
中国是卓立世界的文明古国，是酒的故乡。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酒是一种特殊的食品，是属于物质的，但又同时融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在一些局部地区，酒业的繁荣对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酒与社会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对酒的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专税就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酒税收入在历史上还与军费、战争有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有的朝代，酒税（或酒的专卖收入）还与徭役及其他税赋形式有关。酒的厚利往往又成为国家、商贾富豪及民众争夺的肥肉。不同酒政的更换交替，反映了各阶层力量的对比变化。酒的赐晡令的发布，往往又与朝代变化、帝王更替，及一些重大的皇室活动有关。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给人民的生活中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中国古人将酒的作用归纳为三类：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几千年来，酒的作用远不限于此三条，起码还包括：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
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
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白酒是我国世代相传的酒精饮料，通过跟踪研究和总结工作，对传统工艺进行了改进，从作坊式操作到工业化生产，从肩挑背扛到半机械作业，从口授心传、灵活掌握到有文字资料传授。这些都使白酒工业不断得到发展与创新，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一批厂家成为我国酿酒的大型骨干企业，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应继承和发展这份宝贵民族特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酒文化，使白酒行业发扬光大。
酒令
“杯小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无论怎样，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与酒搭上关系。这种关系的物化表现就是酒趣。酒趣富于酒令之中，酒令则纯是以文化入酒的，是酒文化中的文化精粹。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酒令就在黄河流域的宴席上出现了。酒令分俗令和雅令。猜拳是俗令的代表，雅令即文字令，通常是在具有较丰富文化知识的人士间流行。白居易曰：“闲徵雅令穷经吏，醉听新吟胜管弦。”认为酒宴中的雅令要比乐曲佐酒更有意趣。文字令又包括字词令、谜语令、筹令等。
酒令是酒与游戏的结合物。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投壶游戏，秦汉之间的“即席唱和”等都是一种酒令。但是游戏的发展成了一种带有强制性与结束性的游戏后，就成了既轻松又严肃的—种文化现象了。西汉时吕后曾大宴群臣，命刘章为监酒令、刘章请以军令行酒令，席间，吕氏族人有逃席者，被刘章挥剑斩首，为喝酒游戏而戏掉了脑袋这也许就是戏中之戏了。此即为“酒令如军令”的由来。唐宋是中国古代最会玩的朝代，酒令当然也丰富多彩。白居易便有“筹插红螺碗，觥飞白玉卮”之咏。酒令在明清两代更步上层楼，发展到了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清代俞敦培将酒令分为四类：占令、雅令，通令、筹令、筹令是酒令中的重头戏。
筹令，顾名思义，行酒令必用筹子，筹子是此类酒令的显著特征。说起筹令先要弄明白什么是筹。筹本是古代的算具。古代没有计算器，一般用竹木削制成筹来进行运算、善计者可以不依赖算具求得结果，因此筹引申为筹谋、筹划。《汉书.高帝汜》记刘邦对张良的评价时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现在把军事指挥将在室内制订作战计划，即称为运筹帷幄。其中的筹，志义为筹划、筹略、筹谋之义。从唐代开始，筹子在饮酒中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用法：其一，仍用以记数、白居易诗“醉折花枝作酒筹”中的”酒筹”即为此类、这种意义下的筹在后代酒令游戏中仍可见到，作用是以筹计数，后再按所得的筹的数量行酒。另一种就比较复杂了，人不满足于筹子的原始用法，而把它变化成了一种行令的工具。筹的制法也复杂化，在用银、象牙、兽骨、竹、木等材料制成的筹子上刻写各种令约和酒约。行令时合席按顺序摇筒掣筹，再按筹中规定的令约、酒约行令饮酒。据考，唐代的《论语》酒筹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种筹令。
筹令的包容量很大，长短不拘。大型筹令动辄有八十筹，而且令中含令，令中行令。
筹令因有这样的特点，才有能力从长篇巨作的戏剧《西厢记》及《水浒传》、《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小说中取材，也才能有包容像《易经》的六十四卦等具丰富内涵的文化现象。
酒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是—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不能设想，在高节奏运转的现代化生活的今天，再有几个年轻人慢腾腾地坐麦当劳玩什么《红楼梦》酒筹。但是酒筹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仍然是我们老祖宗留下一份宝贵财产，除了有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外，在某种特定的适当场合也会有一定的文明作用。比如，无论如何、总比什么“感情深，一口闷”式的蛮喝，“哥俩好哇，五魁首哇”地俗喝要好一些。因为“附庸风雅”总比“附庸粗俗”要有品位。而“附庸风雅”本来也就不是个贬义词。
酒筹文化是中国饮食合餐制的产物，它的本质是农业文化。酒宴中的酒筹令有着很大的文化含量，参加者自古今名著、诗词歌赋，至天文地理、 民俗俚语都要胸中有数才能现场发挥得好而不被罚酒。人们在欢宴中也锻炼了才思敏捷和竞争精神；既活跃了饮食的氛围又增添了审美情趣。